京昆古驿道：五溪道路及辰州（沅陵）驿路疏考

张 远 文

天地之间,凡视野所及,多是山峦起伏之处,溪流纵横之所,尤以武陵雪峰夹峙的五溪之地为胜。自古以来，人们逐水而居，择水而憩，往往被阻滞于高山深壑，苦于繁衍生息维艰，于是想方设法践草成径，凿天地绝壑以成路，斩万千崖壁而成隧，填八荒深壑以置坦，截四野天堑乃为桥。由此，穿山越水，驿路相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文可以载道，武足以镇疆，家国春秋，可兴可旺。

东汉刘熙所著《释名》，专事探求事物名源，对“路”曾如此阐释：“道，蹈也；路，露也，人所践蹈而露见也。”意即先民在从事采集、渔猎和原始农耕、放牧过程中，足迹所至，形成道路。2001年，湖南澧县城头山发掘出约5300年前用红烧土铺成的道路遗址，宽2米，厚约10∽15厘米，长约300米，是世界上目前已知最古老的道路遗迹，比印度文明的道路遗址（约4500年前）还要早800年。

大湖之南，潇湘之西，古称五溪。因两汉、魏晋时代，常期在此置武陵郡，又称“武陵五溪”。所谓五溪，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五溪，多指现今的怀化市（古称“武陵五溪”）自古以来有“黔滇门户”、“全楚咽喉”之称，是中国中东部地区通往大西南的“桥头堡”，宋代以“怀柔归化”之意设怀化砦，怀化之名由此得来。同时，五溪亦单指沅水流域在湘西北境内的五大支流。最早对“五溪”作出解释的，是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满溪、潕溪、酉溪、辰溪。”历代文献对“五溪”的确指亦颇多争议，涉及属于“五溪”的有九溪之多，即:酉溪、辰溪(锦江)、武溪(泸水)、溆溪、雄溪(巫水)、潕溪(㵲水)、朗溪(渠水)、月溪和沅溪，迄今尚无定论。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五溪”，即今之巫水(雄溪)、渠水(满溪)、酉水(酉溪)、㵲水(潕溪)、辰水(辰溪)。广义上的五溪大地，是指沅水中上游及其几大支流地区，甚至可说是整个沅水流域的一个代称，它以怀化为中心地带，包括湘、黔、渝、鄂等省市的周边地区，共三十余个县市区。在湖南境内，传统上至少包括今张家界市大部，湘西自治州、怀化市全部，以及邵阳市、常德市的一部分，共二十多个县市区。

五溪之地，禹分九州时，古属荆州，春秋属楚，战国属楚之黔中郡，始皇时置为黔中郡（见《通鉴辑览》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注），其故城在今沅陵县西。汉属武陵郡，三国以后称武陵地域为五溪地区。“湖南旧之常德、澧州及辰、永、沅、靖诸府州，永绥、凤凰、亁州、晃州四厅，贵州之旧思州、思南、镇远、铜仁、黎平五府，及松桃厅，皆古五溪地也。”（见《辞源•五溪》条注）那么，五溪之地，在历史上各个不同的时期，人们披荆斩棘，劳作生息，“沿河推进，寻隘拓展”，其水陆交通状况到底如何？笔者试图作如下一些粗浅的、挂一漏万的疏考。

▲ 元代湖南交通地理图

夏商周时期：古道西风听秋声

三皇五帝时，“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古史考》），为出行方便，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明杨慎曾在《升庵集》中考证：“黄帝游幸天下，道路记以里堆，则堠起轩辕时也。”所谓“五里一堠,十里一置”即来源于此。到了尧帝时期，“尧为天子，大辂不画。”（《淮南子》）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史记•五帝本纪》）大禹治水时，辟山疏河，“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左传•襄公四年》）后来，“禹南巡，至衡山，筑紫金台，望九嶷而祭舜。”（《大清一统志》）夏时，“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国语•周语中》）商时，盘庚迁殷，武丁中兴，在通衢大道沿线，设置许多歇宿之所，形成了最初的驿站体系。及至西周，“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诗经•小雅》），这在世界道路史上亦属首创。

湖南东接江西，南联两广，西邻黔渝，北接鄂邑，武陵山、雪峰山、幕阜山、罗霄山脉，从西、南、东三面环拱，北向洞庭湖盆沉降，发育出湘、资、沅、澧四大流域，形成洞庭湖水系，水运发达——1991年，在洪江安江镇岩里村的高庙发掘出距今78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出土的陶画上绘有帆船及画舫图像，是世界上有关帆船的最早记录。湖湘先民先后创造出道县玉蟾岩、澧县彭头山、八十垱、洪江高庙、沅陵两岔溪、长沙大塘、安乡汤家岗、新宁白面寨、靖州斗篷坡等众多新石器时代史前文化。当三苗九黎部落“最初起于湖湘之滨，渐侵于江淮之间，既而渡河而北。”（梁启超《中国上古史》）于是爆发炎黄联盟部落与蚩尤九黎发生的“涿鹿之战”。蚩尤兵败被擒杀后，其部族被迫南迁，引发石家河文化勃兴，诞生“三苗国”。涿鹿之战后，黄帝复与炎帝发生争战，炎帝败亡，部分族人南迁，先迁湖北随县厉乡，生神农柱，后进入沅湘，故《列子•汤问》有言：“楚之南，有炎人之国。”炎帝火师祝融部族则随之徙居衡山之阳。尧禅让舜，三苗首领驩兜不服，双方在南阳盆地发生“丹水之战”，最后的结果是，尧“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史记•五帝本纪》）驩兜族迁徙大致由丹水、汉水，经荆襄道越江，溯澧水至崇山一带，即今湘西北山区。夏禹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史记·夏本纪》）五溪之地，盖其治在禹贡荆州之域，槃瓠所居之地。商汤征荆时，其进入路线大致有三条：一自盘龙城溯江，进入湘水中下游；一自荆州荆南寺，沿荆南水系进入澧阳平原及澧、沅流域。一自樟树吴城，溯袁水西进，循渌水入湘水流域。公元前1046年，武王“牧野之战”一举灭商，建立周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致力“周道和国野之道”的修筑：“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馆，侯馆有积”（《周礼•地官》。可见，西周时，已有馆舍设置，专供过往诸侯、使臣食宿和换乘马匹，使者或商人通行驿道须持符节，“山国用虎节，泽国用龙节。”（《周礼•地官》）周昭王两次南征，伐荆楚与虎方，及穆王伐越，方叔伐荆，其车三千——这是长江中游见于文献的首次车战。随着夏启征有扈氏、后羿入夏、寒浞灭羿、少康灭寒浞，成汤灭夏桀，彼时，商朝“邦畿千里”，配备信使“迳”,设立“枼陮”“次”“羁”，形成史上最早的驿传体系。

西周时，有“国”、“都”、“鄙”、“野”之分，所建道路分“国中”道路和“田野”道路。所谓“国中”就是城邑。城邑主要有四类，即:天子所居的王城，诸侯的都邑，卿大夫的食邑，子男的城。城内的经涂、纬涂和城郭、近郊的环涂等，为“国中”道路。“鄙”是都市的远郊区;“野”是远离城市的农村旷野，有按一定规制修建的田野道路，兼为疆界“阡陌”。西周离王都100里以内的地方称为“乡”，100里以外、200里以内称为“遂”，联系乡、遂的道路即“鄙野”道路。西周有较为规范的道路建设与路政管理，其邮驿、路政、舟车制度亦相应出台。五溪大地，有可供车行和车战的道路，形成较为贯通的水陆交通运输。

▲ 元代主要道路示意图

春秋战国时期：世路山河杳无际

春秋是战争频繁、动荡不定的时代。宗周覆亡后，先后有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有170多个，各诸侯国迫于政治和军事需要，都不遗余力地在各自的都邑内开辟道路，修建桥梁，以便利的交通为前提，竞相争霸，促使地区性的道路交通得到改善，驿传运输体系逐渐发展，速于置邮而传命。

各国之间都设置了许多传驿之所，备有递、驿、徒。递是用车，驿是用马,徒是步传。只是名称不一，有的叫遽，有的叫馆，有的叫邮。《管子》中介绍齐国的驿传之所，说:“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从诸侯欲通，吏从行者，令一人为负以车;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其委;客与有司别契(一种剖而分成两半的符传)”。可见，齐国的传驿之所称遽，在驿道干线上每30里设一遽。

继春秋之后，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形成秦、齐、楚、燕、韩、赵、魏“七雄”并立的形势，兼并战争日益剧烈，战争规模日益扩大，道路交通范围也日益广阔，北至今内蒙古、河北张家口、承德地区，南至云南、广西北部，西至甘肃东南部及四川的大部分，东至朝鲜半岛及东海沿岸，初步形成了以都邑为中心的道路交通网络。

各大国在边防筑长城、设亭障、守烽燧、通边情、筑道路、置关津，驿传事业有了更加相应的发展。其驿传仍是邮驿合一，以传为主，以邮传命。驿路上设有馆舍，迎送过往官员和接待使臣，提供车马和饮食。馆舍有三种类型，一是路途上的馆，二是都城的馆，三是养士的馆。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破越，纵横家苏秦称“楚，天下之强国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楚人南渐西进，以水路为主，其中一条便是从常德溯沅水经沅陵、辰溪至溆浦江口后，又分为两条线路——或东沿涂水入溆浦；或南沿沅水到沅、渠水交汇的托口转往桂黔。

楚南平百越后，在湘置洞庭、苍梧、黔中三郡，并在交通要冲修筑郡治、县邑或军事据点。楚宣王（前369-前340年在位）时，因黔山（今武陵山）置黔中郡，辖沅澧流域及乌江以东地区，郡治设沅陵。《史记•正义》明确记载：“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今沅陵）西二十里，皆盘瓠之后也”。黔中郡东连洞庭苍梧，西通巴蜀夜郎，北近郢都江陵，南邻桂西瓯越，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所产铜、金、丹砂、梓楠、鸟羽、和包匦青茅等方物，或北运中原，或南输百越，或西销巴蜀、夜郎。其运输线路有三：一是顺沅江出长江，或溯江至郢都，或顺流而下吴越，或转汉水入中原；二是溯沅水及其支流渠水，逾镡成岭下岭南；三是溯沅水及其支流酉、㵲水能至巴蜀、夜郎。正因如此，故《史记•苏秦列传》苏秦言楚王：“秦如攻楚，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张仪《战国策》中说楚王：“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里。”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楚从黔中郡、巫郡两路出兵，攻占枳地，废除巴君，封为铜梁侯。秦迅速回应，“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司马错浮江伐楚，自涪陵溯乌江，经彭水到濯河入口龚滩登陆，循龚酉通道至酉水，顺流而下攻占楚黔中郡郡治沅陵。

公元前279年，楚将庄蹻率大军从临沅（今常德）出发，溯沅水而上，收复黔中郡，连克且兰、夜郎等国，直达滇池附近。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秦蜀守张若再度伐楚黔中郡，“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并在临沅（今常德）筑城以拒楚师。《史记•楚世家》：“秦复拔我巫、黔中郡。”此时，略定黔滇的庄蹻“欲归报”，无奈“道塞不通”，只得返王滇地。秦楚之间反复争夺黔中郡，印证了当时整个五溪大地，水路发达，陆路贯通，战略位置相当重要。之后，无论是楚人南迁，还是濮、庸、巴人南迁，还是秦巴溯舟伐楚，以及沿着古道延续不年的水舟陆马，都无一例外加快了五溪之地水陆兼并的道路交通网络、驿传馆舍的形成与完善。

▲ 元代主要道路示意图分图

秦汉时期：风烟羁旅各西东

秦“六王毕，四海一”之后，车同轨，书同文……秦筑自咸阳通往四方的驰道、通往北方的直道、通往岭南的山道、通往西南方的秦蜀栈道和五尺道，构成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四面八方，连接各郡治所的交通网络。秦南下湖湘的驰道有两条：一自衡山郡（治邾城，今黄冈北）渡江，循湘水东岸至苍梧郡治临湘（今长沙）；二自南郡（治今江陵）南下，经澧阳平原至洞庭郡治临沅（今常德）。前去岭南诸郡的驿道有湘、沅两途：或由临湘沿湘水河谷南下至今衡阳，或由沅水西南行，转溯渠水南下，逾“镡城之岭”入桂林、象郡。新出考古材料显示，始皇南巡，即曾抵达苍梧之野（见《岳麓书院秦简（伍）》第56-58号简记）。两汉时，“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史记•货殖列传》）。在边远山区，其开辟的道路，主要有通往秦岭以南的夜郎道、灵关道、褒斜道、回中道、子午道，通往北方地区的飞狐道和五岭以南的交趾道以及湘南的“峤道”等。

1999年，沅陵发掘虎溪山一号汉墓，墓主吴阳为第一代沅陵侯、长沙王吴芮第四子。该墓出土汉简1000余枚，其中记载有沅陵到长安邮路里程：“廷到长安，道函谷，三千二百一十九里，其四百卅二里沅水”。意即从沅陵经函谷关到长安，全长3219里，其中沅水航线432里。从里耶秦简所记，其至南郡以远线路，其中就有沅水线：迁陵-酉阳-沅陵-临沅-索-孱陵-江陵。两汉时，地域版图扩大，道路交通在此基础上又有了发展，而五溪之地，自然而然概莫能外。

邮驿传递发轫于殷商，姬周形成制度，秦汉时则进入重要发展阶段。

汉承秦制，其邮、传、亭、驿、置等布设更趋合理，管理短途步递称“邮亭”，长途传输为“驿置”，往来文书皆登记造册，称“邮书簿”。“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史记•留侯世家》），所有吏事往来、军政文书和物质邮递、官物传输及紧争行军，皆赖驿传系统，且交通方式有步传、车传、马传和舟传。

西汉时，其驿传管理，仍由丞相总负其责。丞相下属九卿中的大鸿胪，设官掌管驿传事务。东汉时，主管驿传的职权，由大鸿胪转到太尉府，太尉属官法曹主管邮驿科程，尉曹主管卒徒转运事务。地方驿传，内地由郡县(东汉改为州、郡、县三级)直接管理，边疆则由都尉兼管的侯官、侯燧等组织来管理，且一个郡设有几个督邮（督邮职权在汉代变化颇大，除掌管驿传外，还有陪同郡守巡行，以及传递诏书和追捕“罪犯”等职责）。

东汉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伏波将军马援征南蛮，被困沅陵壶头山（沅水清浪滩南岸），进退两难。原主张从充道的耿舒上书光武帝，历数马援之误。“帝乃使虎贲中郎将梁松，乘驿责问援，以代监军”（《后汉书•马援传》）。可见，当时的沅陵境内已辟有通往京都洛阳的的驿道。

▲ 元代主要道路示意图分图

隋唐五代时期：溪口逢君驿路长

湘黔道发轫于楚印商道，庄蹻入滇得以拓展，成为一条以水路为主，水陆兼运的东西大道。沅陵，作为沅江、酉水交汇之地，为天然港埠，水运发达。早在周初，境内就向朝廷贡输丹砂；西周晚期，楚人入麻阳采铜矿，其矿石皆经沅陵传输各地；战国中期，楚人经营沅澧流域，置黔中郡，郡治设沅陵。东吴初，孙权“遣太常潘浚（字承明，武陵汉寿人也）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筑营垒于今沅陵太常，汉时刘尚、马援亦是乘船溯沅水讨五溪蛮。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城头变换大王旗，五溪之地先后隶属蜀汉、孙吴、西晋、东晋和宋、齐、梁、陈，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等相继发生，湘黔交通阻绝，道路一度闭塞。东晋咸康五年（339年），广州剌史邓岳派兵收复夜郎和兴古两郡，方重开湘黔道。湘东王萧绎（后为梁元帝）平“侯景之乱”时，宁州刺史徐文盛募兵数万，即由湘黔道入沅水、洞庭，北上江陵。

隋开皇九年(589)置“辰州以处蛮”后，很快进入大唐时代，太宗贞观元年（627），依“山河形便，分天下为十道”，辰州属江南道（治润州，今江苏镇江）；开元二十一年（733）增为十五道，辰州属黔中道（治黔州，今重庆彭水）；广德二年（764）置湖南观察使，领潭州、衡州等七州，“湖南”之名由此得之。

柳宗元《馆驿使壁记》载：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途，毕出于邦畿之内……故馆驿之制，于千里之内尤重。文中记载了唐时以长安为中心，有七条驿道，通往各地，干支道路“由四海之内，总而合之，以至于关；由关之内，束而会之，以至于王都。”凡遇通衢，必筑陆驿；凡涉峡口，必凿水驿。据《大唐六典》记载，唐时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陆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对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他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到150里。盛唐之时，自然是驿路既多又长的时代，最盛时设有1639个驿站（260所水驿，1297所陆驿，86所水陆相兼），交由兵部驾部郎中管辖，节度使下设馆驿巡官四人，各县由县令兼理驿事，驿站有驿舍、旅馆、驿田等驿产及车、船、马、驴等交通工具。上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设都亭驿，都亭驿配有驿马75匹，驿夫25人。各州驿馆，视驿务繁闲，分等配置驿马、人夫。陆驿六等:一等配驿马60匹、驿夫20人，二等配驿马45匹、驿夫15人，三等配驿马30匹、驿夫10人，四等配驿马18匹、驿夫6人，五等配驿马12匹、驿夫4人,六等配驿马8匹、驿夫2-3人。水驿三等:一等配驿船4只、驿夫12人，二等配驿船3只、驿夫9人，三等配驿船2只、驿夫6人。唐武德三年(620)设清浪、北溶，辰沅水驿，每驿配官船4艘，船夫18名，供地方官员往来使用，或传递公文军情。

▲ 明代辰州府治总图

宋元时期：云开天涯路三千

赵宋结束了唐末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为全国范围内统一邮驿奠定了基础。鉴于“前代置邮，皆役民为之。”建隆二年(961)，宋太祖“诏诸道邮传以军卒递。”递铺卒由专事递运的厢兵充任。次年初，令“不得差道路居人，充递军脚力。”邮驿机构纳入军队编制，归属兵部驾部。制定乘驿条例，发放驿马、驿券符牌，则由枢密院主管。由此，宋代邮驿由军卒代民役,创设急脚递，建立较为完整的递铺体系。邮传机构由驿馆与递铺构成，驿与驿间有递铺，且改唐制三十里为六十里置一驿，递铺间距离最短为七里、最长二十五里。驿馆主要职能是接待使者及过往官员，提供住宿和交通工具。其驿况，沈括在《梦溪笔谈》有所言及：“驿传旧有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等，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羽檄也，以朱漆木牌镶金字，日行五百里”。宋时，虽然驿站规模已不如大唐，但在湖南境内，驿铺却有所增加，如益阳有沧水驿，沅陵有蓬山驿，澧县有竹疏驿等。

蒙元时，东征西略，兵锋所至，驿站随置，道路贯通，运输不绝，其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较之汉唐，更为广阔。《经世大典》言其“疆理之大，东渐西被，暨于朔南，凡在属国，皆置驿传，星罗棋布，脉络贯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元时道路交通畅达，京都与各个行省之间，设立驿传网络，以沟通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的联系。为加强对边地统治，尚有东北驿路达到奴儿干地区(今俄罗斯境内黑龙江口附近一带)，西南通达纳里、速古鲁孙(今西藏阿里及拉达克地区)，北达乞里吉思(即吉利吉思，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上游图瓦自治州西部)和外刺站(今蒙古共和国寨干乌拉东南)。通过钦察道、波斯道，远通波斯、叙利亚、俄罗斯和欧洲各国。

元时驿站，分陆站、水站两种，其中以陆站为主。《元史·地理志》称:“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据《元史·地理志》、《元史·兵志·站赤》和《经世大典.站赤》所载，元时全国共有驿站1519处。其作用一是“通达边情，布宣号令”，二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三是“纲运辎重物资”及“进纳御用储物”。

至元二年（1265年），元世祖开通元大都（今北京）通往中庆（昆明）的京昆干线驿道。“诏开乌蒙（今云南昭通）道……水陆皆置驿传。”（《元史•爱鲁传》）当时，中庆至内地，除柳州、桂州、潭州道外，还有一条汉代开辟的建昌（今四川西昌）道。

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将中庆通京驿路改走普安路（治今贵州盘州），由湖广行省北上。从普安路经罗殿、贵州、葛龙、新添、黄平、镇远、沅州、辰州、常德、澧州达江陵的鄂湘黔滇驿路，道经平稳，途程比黎雅、乌蒙驿路近二千余里。

京昆驿道起自中庆，经由云南行省的杨林、马龙、曲靖、塔刺迷（今贵州盘州南）、普安（今贵州盘州）、普定，湖广行省的贵州、葛龙、麻峡、黄平、偏桥、镇远、沅州、辰州、常德、澧州，河南江北行省的江陵、荆门、襄阳、南阳、河南府(今洛阳)、郑州，以及中书省的卫辉、彰德、邯郸、顺德、真定、保定、涿州等地，以至京师大都。其中，湖南境内设顺林、兰溪(澧州)、清化、大龙、和丰（即常德）、桃源、郑家市、新店、界亭、马底、辰州、杨溪、十里、辰溪、寺前、白牛堡、盈口、沅州、便溪、晃州、平溪等陆站，经由澧州路、常德路、辰州路、沅州路至大都。

“道出湖湘间者，必问津于洞庭。”至元二十九年(1292)，为适应驿运需求，减轻陆站压力，开辟水站。自岳州西抵镇远府设立水站二十四处，总置船一百二十五只。城陵矶一沅水一潕水于西抵镇远一线，沿途设明山、武口、龙阳、常德、延泉、故乡、高都、清浪、北溶、辰州、芦溪、辰溪、浦县、铜安、靖州上洑犀、黔阳、竹寨、盈口、沅州、便溪、晃州、平溪、青浪、大田等24处水站，各处配站船5到8艘不等。

经过治道立站，分立站赤，始自中庆、普安路(今贵州盘县东旧普安)，经普定路(今贵州安顺市东南杨武)，连接湖广行省所辖顺元、龙里(今贵州龙里县)，新添葛蛮安抚司(今贵州贵定县)、黄平府(今贵州黄平县西北)，经靖州路(今湖南靖州县)、沅州路、辰州路，以达今湖北江陵。从此，自中庆至普安，东有陆路、水路与沅州、辰州相连，通湖广，西与中庆至哈剌章及金齿之道相接，横贯滇黔两境，成为元代云南通往中原各地的重要驿路。而从普安路经罗殿、贵州、葛龙、新添、黄平、镇远、沅州、辰州、常德、澧州达江陵的鄂湘黔滇驿路全线贯通。

京昆中庆再往南，便是缅甸、南掌（今老挝）和孟加拉国（当时属印度），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国际通道。在湖南境内著名的56个古邮驿中，今怀化市内就有10个，而沅陵县境内则占了3个。其干线由常德、桃源进入今怀化市辖区沅陵、辰溪、怀化、芷江、晃州，出贵州玉屏、清溪、定远、施秉、黄平州、清平、平越州、贵定县等。   

明清时期：五溪烟水下三湘

明时，“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疆域“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明史•地理志》）。朝廷设两京、十三布政司，湖南地属湖广布政司。全盛时期，“繁荣似锦，治隆唐宋”，建成了北京故宫、万里长城、苗疆长城、京杭大运河以及长470里、栈阁2275间的汉中连云栈等多项巨大工程，其中所筑以北京为中心的干线驿路共八条，除北京至济南、太原和沈阳驿路较短外,北京至成都、昆明、桂林、广州、福州皆纵贯南北。

明时，北京至昆明驿道：自京师顺天府南行,过卢沟桥,经北直隶保定府、真定府(今河北正定)、赵州桥、顺德府(今河北邢台)，河南彰德府(今安阳)、卫辉府、郑州、新郑、襄城、裕州(今方城)、南阳府，湖广襄阳府、荆州府、孙黄驿(今公安)、澧州、常德府、辰州府、沅州，贵州平溪卫(今玉屏)、清浪卫(今镇远东北)、镇远府、偏桥卫(今施秉)、清平卫(今黄平)、平越卫(今福泉)、新添卫(今贵定)、龙里卫(今龙里)、贵阳府、威清卫(今清镇)、平坝卫(今平坝)、安顺州、镇宁州、安庄卫(今镇宁西南)、永宁州(今晴隆)、普安州(今盘州)，至云南曲靖府、云南府(今昆明)，全程5680里(合今2567公里)。其中，北京至常德途程3140里(合今1419公里)。

据不完全统计，明代于湖南境内先后设驿90处，且多有水驿，其分布主要集中于两条线路：一是自临湘经岳阳、湘阴、长沙、衡阳、祁阳、零陵至道县；一是自澧县经常德、桃源、沅陵、辰溪、怀化、芷江至晃县。

在怀化境内，先后建有辰州府沅陵县的马驿——界亭驿、马底驿、辰阳驿、杨溪驿、荔枝驿，水驿——北溶驿；辰州府溆浦县的水驿——江口驿，沅州（今芷江县境）的水马驿——便水驿；辰溪县的马驿——船溪驿、山塘驿；靖州的马驿——石家驿、永平驿、铁炉驿、江团驿。其他各县市马驿尚有怀化驿、罗旧驿、晃州驿，水驿有铜安驿（怀化市境内）、盈口驿（黔阳县境）、卢黔驿（黔阳县境）、沅水驿（芷江县境）、安江驿（黔阳县境）、竹寨驿（黔阳县境）、洪江驿（洪江市境）等。

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由界首至泸溪的水驿开通，境内长146公里。设清浪、北溶、怡容水驿站，驻有驿丞。清乾隆二十年(1755)，改怡容驿为辰阳水驿站，与辰阳陆驿合并，配官船1只，船夫2名，年支白银52两。

清时，自各省城辟支线通地方重要城市，称为大路；自大路或各地重要城市再辟支线至各市镇称为小路，在各道路扼要处设立驿站，构成驿道网。清乾隆、嘉庆时期，对驿道进行整顿和增设递铺。湖南境内共设驿62处，辅铺1277所，另有负责道路治安的塘汛1065所。其时，怀化境内有通贵州驿道干线1条(即官马大路)，支线4条，各县均有小路相通。全区驿道里程2131华里，其中干线726华里，支线360华里。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入湖南界】八十里澧州顺林驿，六十里澧州兰江驿，六十里澧州清化驿，七十里武陵县大龙驿，六十里武陵县府河驿，八十里桃源县桃源驿，六十里桃源县郑家驿，六十里桃源县新店驿，六十里沅陵县界亭驿，七十里沅陵县马底驿，六十里沅陵县辰阳驿，七十里沅陵县船溪驿，七十里辰溪县山塘驿，七十里芷江县怀化驿，六十里芷江县罗旧驿，六十里芷江县沅水驿，六十里芷江县便水驿，六十里芷江县晃州驿，【入贵州界】六十里玉屛县玉屏驿……

长沙通贵州大道乃自常德桃源入境，经辰龙关、界亭驿、芙蓉关、马底驿、辰阳驿(今沅陵县望城坡)、船溪驿、山塘驿、怀化驿(今泸阳镇)、罗旧驿、沅水驿、便水驿、晃州驿至桂榜塘，与贵州玉屏至凯里的驿路相接。其支线有二，一是自辰阳驿往北，经乌宿至王村；二是自辰溪往西，经高村(今麻阳县城)、岩门、石羊铺至凤凰。通广西大道境内支线有二，一是自绥宁西行，经靖州，出贵州开泰再转广西；二是自绥宁南行，经明口汛，甘溪塘(通道县境内)，出广西怀远。

据《湖南疆域驿传总纂》记载，常、沅、芷道自武陵(今常德)大龙驿地，经府河驿、桃源驿、郑家驿、新店驿、界亭驿、沅陵马底驿、辰阳驿、船溪驿、山塘驿、泸阳(今泸溪)驿至芷江驿，全长780里，共设铺递68处。

湘川驿道：其走向为长沙一益阳一常德—慈利一大庸一永顺一花垣入重庆秀山；永顺另有驿路通龙山，接鄂西来凤入重庆黔江的官马大道。《读史方舆纪要》载:“永顺军民宣慰使司，东抵荆湘，西通巴蜀，南近辰阳，北距归峡，四通五达之郊也。”湘川驿道，自永顺起，难以行车，以步递为主。

湘黔驿道：其三条主要线路为：一是由湖北南坪入境，经澧县、石门、慈利、大庸、古丈、镇溪(所里，今吉首)、凤凰，接贵州铜仁驿道；一是由湖北蒲圻入境，经临湘、岳阳、长沙、益阳、常德、桃源，西折辰龙关，过界亭驿、芙蓉驿、马底驿、辰阳驿、船溪驿、辰溪驿、怀化驿、罗旧驿、芷江县站、便水驿、晃州驿，至桂榜塘与贵州玉屏至凯里的驿道相接；另有一条，自长沙至宝庆(今邵阳)资阳驿，自资阳驿西行，经枫林铺、长阳铺、岩口铺、紫阳铺(设驿站)，入洞口龙潭铺、黄桥铺(设驿站)，过荆竹铺、石羊铺，至武冈州，再分两路，南行过城步至广西兴安，西行过绥宁、靖州去贵州开泰，此为湖南西部通广西、贵州的干线。

湘黔古驿道，清代时又称“烟银特道”，被誉为南方的“丝绸之路”。

明时，天下诸藩，惟湖广为最大；湖广诸郡，惟辰州为最远。古驿道上，辰州沅陵境内即有3个大的驿站，一是界亭驿，在辰州府沅陵县东130里，今沅陵县官庄镇界亭驿。元代置驿，驿西70里至马底驿，驿北60里至桃源县新店驿。林则徐在界亭驿过关歇驿，赋诗《辰龙关》：重重入翠微，六月已棉衣；曲磴远垂线，连冈深掩扉。路穿石罅出，云绕马蹄飞；栖鸟不敢下，岂徒行客稀。明何大复有《沅陵道中》诗云：“暮投界亭驿，候吏迎我前，息待茂林侧，饮马山中泉。落日四岩阴，余阴高树颠，坐久吏人散，浊酤聊自延。”清代，设驿马45匹，排夫75名。二是马底驿，曾设有驿丞衙门，形制比一般的驿站略高。驿内设外委（武职）一员，防兵43名，扛夫75名，驿马48匹，兽医1名。宋时“一曲清溪一曲山”率军征瑶的陶弼，明弘治年间 “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出任云南督学时，均在此驿止宿。嘉靖三年（公元1524），明代三大才子之首的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时《宿马底驿》：“戴月冲寒行路难，霜花凋尽绿云鬟。五更鼓角催行急，一枕乡思梦未残。”三是辰阳驿，在辰州府沅陵县城南，沅水南岸，今驿码头。元代置驿，驿东60里至马底驿，驿南70里至船溪驿（辰溪县内）。清代，设驿马45匹，排夫75名。另在辰阳驿西30里设乌宿步站，驿西60里设枫香塘步站，驿西90里设葛竹溪步站（今古丈县境），各有健夫4名。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农历六月，林则徐被派往云南主考，经辰阳驿，他在日记里记载到：“十九日……平明过马鞍塘，遇缅甸贡象过此。二十日……已刻至辰阳驿（即沅陵县城）……云南伴送贡象之员，亦于是日到此，行馆逼狭，邑令张时庵劝余入城住其署中……于县署之后堂下榻。”感于邑令张时庵以纸索书，乃撰书楹帖一联：一县好山留客住，五溪秋水为君清。

京昆大驿道，从沅陵一路向西、往南，在怀化境内尚有：船溪驿，在辰州府沅陵县南辰溪县北，今辰溪县船溪乡。元代置驿，驿南70里至辰溪县山塘驿（辰溪县火马冲镇山塘驿），驿北70里至沅陵县辰阳驿（沅陵县城南驿码头）。原设驿丞，隶泸溪县管理，清乾隆二年（1737年）改归沅陵县，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裁驿丞置巡司，设驿马45匹，排夫75名。1952年划归辰溪县。山塘驿，在辰溪县南30里，今辰溪县火马冲镇山塘驿。元代置驿，驿北70里至沅陵县（今辰溪县）船溪驿，驿南至芷江县怀化驿（今中方县泸阳镇）。清代，设驿马45匹，排夫75名。怀化驿，在芷江县东，今中方县泸阳镇。宋置怀化铺，元代置驿。驿西70里至（芷江侗族自治县）罗旧驿，驿北至辰州府辰溪县山塘驿。宋王朝以“怀柔归化”之意设置“怀化砦”，并在周边置辰、沅、靖州。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怀化驿改为怀化巡检司。清代，设驿马45匹，排夫75名。便水驿，在芷江县西，今芷江侗族自治县上坪乡便水。明洪武中置，驿东70里至沅水驿（芷江侗族自治县县城），驿西60里至晃州厅晃州驿（新晃侗族自治县）。清代，设驿马45匹，排夫75名。晃州驿，在晃州厅晃州堡河东岸，今新晃侗族自治县老晃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置，驿东60里至沅州府芷江县便水驿（芷江侗族自治县上坪乡便水），驿西60里至贵州省玉屏县东门塘驿。清代，设驿马45匹，排夫75名。罗旧驿，在芷江县东，今芷江侗族自治县罗旧镇。元代置驿，驿西60里至沅水驿（芷江侗族自治县），驿东70里至怀化驿（今中方县泸阳镇）。清代，设驿马45匹，排夫75名。沅水驿，在沅州府芷江县城，即今芷江侗族自治县县城。元代置驿，驿东60里至（芷江侗族自治县）罗旧驿，驿西70里至（芷江侗族自治县）便水驿。明王守仁有《沅水驿》诗：“辰阳南望接沅州，碧树林中古驿楼。远客日怜风土异，空山惟见瘴云浮。”清代，设驿马40匹，排夫75名。

苗疆走廊：由于京昆大驿道连接湖广(今湖南、湖北等地)经过贵州至云南、东南亚、南亚的一条“官道”及其支线，全长近三千里，涵盖了云贵高原大部分地区，进而从昆明向西至大理与唐宋以前的南方丝绸之路相连至缅甸印度，形成了一条事实上的 “苗疆走廊”，现已列入中国五大“民族走廊”之一(即藏彝走廊、河西走廊、南岭走廊、苗疆走廊、武陵走廊)。

“苗疆走廊”的入滇“东路”或“一线路”，起点为今之常德市，溯沅江水陆两路而上，经桃源、沅陵(明称辰州卫)、辰溪、泸溪、怀化(黔阳)、芷江(沅州卫)、新晃(晃州)至贵州省，经玉屏(平溪卫)、岑巩(思州)、清溪镇(清浪卫)至镇远(镇远府、卫)，然后改行陆路，东西横跨贵州省中部的施秉(施秉县、偏桥卫)、黄平(兴隆卫、黄平州)、凯里(清平卫)、麻江(麻哈州)、福泉(平越卫)、贵定(新添卫)、龙里(龙里卫)、贵阳(贵州卫、贵州前卫、贵阳府)、清镇(威清卫、镇西卫)、平坝(平坝卫)、安顺(普安卫、安顺州)、关岭(关索岭)、晴隆(安南卫)、盘县(普安州)等县市后进入云南省，经过富源(平夷卫)、沾益(沾益州)、曲靖(曲靖府)、马龙、嵩明(嵩盟州)等地后至昆明。经过湘、黔、滇三省的三十余县市，主线全长一千四百多公里、约八万余平方公里面积、二千四百余万人口及二十多个民族、族群分布其间。此路，即在当时“朝贡体系”下，成为与东南亚缅甸等国进行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的著名“国际通道”，既有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又有汉文化的普遍影响，既而形成相应的地域性和整体性；是多元民族文化相互交错、碰撞，多种文化圈结构不断重新分化和重组的一个特别的，既是空间地域上的地理走廊，又是一条民族融合的文化走廊。

辰州驿道：驿路风华又逢君

2002年,龙山里耶出土的秦简记载:“鄢(今湖北宜城)到销(今湖北荆门)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今湖北荆州)二百里,江陵到潺陵(今湖北公安)百一十里,潺陵到索(今汉寿)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今常德)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今龙山里耶)九百一十里”。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驿道里程表：“鄢一销一江陵一孱陵一索-临沅一迁陵”。这期间，临沅到迁陵的秦驿道，无论是水驿还是陆驿，必然经过沅陵。

秦汉时期，以郡县为中心，辟有沟通郡县之间的古道，唐宋以后,逐步发展成水陆驿道兼有，通向四面八方的交通网络。自元世祖开通京都至昆明驿道后,自桃源郑家驿入境西行,经界亭驿、马底驿、辰阳驿、船溪驿至辰溪山塘驿境内170公里。而以沅陵县城为中心的驿道大致有:

沅桃驿道：经长田塘、淘饭铺、松溪铺、马底驿、楠木铺、马鞍铺、潘香铺、界亭驿出辰龙关(官庄)，经沐濯铺、黄土铺、宁乡铺至太平铺，接桃源界,全程95公里。

沅辰驿道：经苦藤铺、清水铺、仰溪铺、麻溪铺，渡舒溪，过杨溪铺、武胜关(三角坪，县南六十里，右为通辰溪县路隘)至船溪驿，接辰溪界,全程33.5公里。

沅溆驿道：至仰溪铺15公里，南向沿古道经池坪，溯荔溪过岩板铺，至穿岩界,接溆浦界,全程57.5公里。

沅泸驿道：经杨溪铺，右转经野柘铺、洞底至鹿村坳，接泸溪界,全程23公里。

沅古永驿道：由城北岸经白田塘、落仙铺至乌宿汛后,一经莲花池塘、榆溪铺、枫香铺至李子铺，接古丈界,全程50公里；二溯酉水北岸而上,经高砌头、明溪口、凤滩至永顺王村,全程90公里。

沅永定驿道：由城北岸沿河下至清平塘,北进欛木垭、竹坪塘、马尿水、叶口汛、三阳垭转东北向,经小贝乡至火场、七甲溪接永定(今大庸)县界,全程110公里。

清光绪年间，仅辰州府境内驿站有9个：沅陵县辰阳驿、马底驿、界亭驿、船溪驿、乌宿站、枫香塘站、葛竹溪站、辰溪山塘驿站、辰溪站。递铺有泸溪7个、沅陵39个、辰溪16个、溆浦8个。

清末沅陵县境内共设铺35铺（十里一铺），额定铺司159名，每年支银两816两。县境往东至桃源150里，有县前总铺至长田铺、新安铺、陶饭铺、松溪铺、白雾铺、马底铺、杨步铺、楠木铺、狮子铺、马鞍铺、潘香铺、亲捷铺、界亭铺、官庄铺；至永顺100里，有罗仙铺、榆溪铺、乌宿铺、施溪铺、李子铺、枫香铺、桃子铺、石板铺、葛竹铺；至辰溪110里，有苦藤铺、清水铺、仰溪铺、麻溪铺、杨溪铺、狗尾铺、板桥铺、散水铺、向家团铺、乾溪铺。

除此驿道与铺外，县内各有支线小道，兹详述路线与里程如下：

由县城南渡河,循驿道东南行,十二里至梓桐桥,八里至凉水井;十四里至淘饭铺;过马屎泉,十二里至松溪铺;十一里至白雾铺;十五里至马底驿;十五里至杨步塘;七里至楠木铺;二十二里至马鞍塘;十五里至清捷河;十里至界亭驿;十里出辰龙关至官庄。又三十里至宁乡铺，与桃源县界。

由梓桐桥分路右行,渡蓝溪，经枫香坪，小溪口,七里冲,至鸡公山,逾山,至小凉水井六里;至十八拐二十里，经老鸦口、扁担坡、张家滩,至杨家坪二十里。经香厂、谅岩，至枫溪塘十五里;过黄溪五里;过黑溪八里,至擂鼓坡,与溆浦县界。

由凉水井云从洞分路右行,沿蓝溪进八里至两岔溪;十二里至边山坡;五里至李家巷;十里至张家坪;八里至杨家坪;十里至后坪;十五里至法观塘,五里至蕨菜坡,与溆浦县界。

由马底驿右行,沿溪进十五里至平溪;二十里至方子坳;十里至道坪;十里至小榨;十里至土垭坡，与溆浦县界。

由楠木铺分路右行，经大垭,二十里至沈木潭;三十里至杜家坪;十里至观音洞，与安化县界。

由界亭驿左分路向北行,经苦菜界,三十里至黄壤坪;十七里至蒋家溪;十三里至柳林汊。由柳林汊右行,经蜜蜂岩、小溪、唐家坪,约十五里至牛坳，与桃源县界。

由县城南渡河,循驿道西南行,十里渡蓝溪,至苦藤铺;二十里至仰溪铺;十里渡荔溪,至麻溪铺;二十里至筲箕湾，渡舒溪十里至船溪驿;三十里至界牌坳,与辰溪县界。

由仰溪铺左分路,溯荔溪，正南行二十里至池坪;十里至筒车坪;十里至坳坪;十里至隔墙;十里至洞底;十里至张家坳:十里至岩板铺;五里至穿岩界,与溆浦县界。

由船溪驿分路右行,十里至板桥;五里至杨家坪;五里至水车坪;五里至球岔。循沅水南岸,上十五里至江东村;渡沅水为浦市镇。

由县城出西门,经溪子口,沿酉水北上五里至白田头;十里至落仙铺;十五里渡酉水至乌宿;十里至榆溪铺;十里渡施溪,至施溪铺;十里至枫香塘;十里至李子铺;十里至岩板铺;二十里至高望界,与永顺县界。

由乌宿对岸分路,沿酉水东岸上,十里至洪水坪;十里至四方溪;十里至落鹤潭;十里至活龙口;十里至高截头;二十里至明溪口;五里至那岔;五里至凤滩,与永顺县界。

由乌宿市分路左行,五里至牛窝头;十五里至清水坪;二十里至草塘,与古丈县界。

由牛窝头分路左行,八里至两岔溪;十里至芦坪;八里至琪坪;八里至灰溪;六里至大村潭,与泸溪县界。

由县城出西门,经溪子口渡酉水,循沅水北岸上,五里至验匠湾;十里至自生桥;十里至耍溪口;五里至丑溪口;十里至董家坪;十里至三洲;五里至龙溪口,与泸溪县界。

由县城出文昌门,沿大河直下,三十里至莲子滩;五里至深溪口;十五里至杨家潭;十里至北溶;十五里至朱红溪;十里至碣滩;十里至丫角洄;八里至腰塘;十里至大晏溪;十里至清浪;十里至洞庭溪;十里至雷洄;十里至缆子湾;十里至麻伊伏;十里至瓮子洞;八里至界首,与桃源县界。

由洞庭溪分路,沿溪进,二十里至石盆界;十五里至大桥;十里至七甲坪。向东行,三里至鲁家溶;再向北行,二十五里至三眼桥;五里至河斗溪;三十里至桥头,与慈利县界。由三眼桥分路右行,十里至从龙坪;五里至息气垭,与桃源县界。

由县城出文昌门,五里至清坪塘;四里至张家湾;折北行,三十里至常安山;五里至枹木垭;二十里至芒洞;十里至竹坪;十里至枫香坪;二十里至马尿水;十五里至军大坪;十五里至学宗溪;五里至叶口;二十里至茶溪垭;三十里至四都坪;三十里至姚家界,与大庸县界。自竹坪而上,沿溪行,忽左忽右,凡四十八渡,俗称四十八渡，深溪水是也。

由四都坪分路正东行,经酸子界,三十里至火场坪;二十里至范家塔;十里至桥头.又十里至杯盘坳,与大庸县界。由四都坪分路向西行,经熊家塔、樟木垭,与永顺县界。

五溪大地，其古驿道始商周，行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元明，完备于清。千百年来，京昆古驿大道上，官兵驰骋，马蹄阵阵，商贾往来，川流不息。

1938年2月19日，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的师生们从长沙出发，在小雨中开始了为期68天，步行路途三千五百多华里的壮举——西迁之路，大抵也是沿着这条湘黔古驿道，从长沙，到常德，经桃源，过沅陵，入怀化，穿越湘西、贵州和云南东部，到达昆明，成就了一段“教育史上的长征”。

古驿站、驿道，担负着历朝历代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传递任务，在一定程度上既是物流信息的一部分，也是一种特定的网络传递与网络运输。无数的人与事，货与物，在路上风雨兼程。往来的官吏、奔跑的驿卒、贬谪的迁客、行进的队伍，特别是为生计整日奔波的山民，或手提肩扛，或马驮背负，将大山里的桐油、茶叶、烟叶、药材、兽皮、山果等山珍野味特产，贩运到大山外面，再换回生活所需物品，如食盐、布匹、瓷器、百货等。历史沧桑，岁月钩沉，古道上，时光不经意间，都会刻下诸多抹不掉的深沉印记，上演一出出艰难的“古道行旅图”，诚如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驿丞，途径湘黔驿道《罗旧驿》所见：“客行日日万峰头，山水南来亦胜游；布谷鸟啼村雨暗，刺桐花暝石溪幽；蛮烟喜过青杨瘴，乡思愁经芳杜洲；身在夜郎家万里，五云天北是神州。”也如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杨慎谪戍云南永昌，亦经湘黔驿道，过马底驿时，发出“戴月冲寒行路难，霜华凋尽绿水鬟；五更鼓角催行急，一枕乡思梦未残”之叹。

古驿道，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毫无疑问，它是一条多民族生存生活的迁徙之路，多民族繁衍生息的发展之路，多民族多元交汇碰撞的融合之路，多民族商旅经济云集的繁荣之路，迁客骚人抒情达意的文化之路，传播思想连接远方的梦想之路。

道路即生活，道路即命运。新的时代，高铁、高速、航海、航空等现代交通网络日新月异，一条条古驿路，从古老的岁月深处出发，穿越时空，跨越山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辰州府志》（明•万历 点校本）

《沅陵县志》（中华民国一十九年 点校本）

《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 人民交通出版社）

《湖南古代交通史》蒋响元（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古代交通遗存》蒋响元（湖南美术出版社）

《五溪蛮图志》明 沈瓒编撰 清李涌重编（岳麓书社）

《湘西古文化钩沉》柴焕波 （岳麓书社）

《史记》、《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湖南省志·地理志》等

张远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沅陵县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化学者、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