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新闻
那时候，看戏可真难呀——然而正因其难，才更难以忘怀。儿时的家座落在老县城上南门河街，背后就是县“文化剧场”，相对于现在光怪陆离的名儿来说，确实是土得掉渣，但在儿时，却是最吸引人的所在，也是我最依恋的快乐天堂。
每天一回到家，我就在家门口街道边，趁着天光未暗赶着作业，还没入学的弟弟，竟然也不四处去疯去野了，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只为了一件事，姐姐要带我们去看戏。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鸡也上笼了，母亲已将晚饭做好，就听见我家背后“咚咚锵锵”，“叮叮咣咣”地敲打起来了，我和弟弟就嚷嚷着要去。
姐姐其实也早坐不住了，那铿锵的锣鼓声，把她的心也挠得痒痒的。可是父亲已经威严地祭出了栗果儿，再不老实坐下吃饭，可就要落到脑袋上了。只得忍着跃跃欲奔的强烈欲望，心不在焉地扒拉着饭，耳朵却早穿堂过弄，伸到剧院里去了。
父母都是县航运公司的职工，时常驾船随队沿沅江，出洞庭，顺长江而下，远至上海，送去大城市需要的煤等矿产，直到他们回来，往往得要两三个月的时间。这两三个月，对于姐弟们来说，有苦——我们都还小，三姐和四姐在读初中，我呢，在读小学，但也有乐——除了学习，我们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可以自由自在地连着看上好几出戏，再也不用担心脑袋上“梆”地来那么一下子。
有时候真码不准这社会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吃穿是不愁了，大鱼大肉也不稀罕了，可是我们的文化生活却似乎日益贫乏了。小时候随时随处可见的舞龙逗狮玩蚌壳，现在已经很难得一见了，曾经频频获省、国家级奖，为县文化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京戏团、汉戏团和辰河高腔剧团听说入不敷出了，演员们为了生存也不得不迎合大众，四处赶场子，大唱喜歌，大唱丧歌，他们流离失“所”——丢掉了他们钟爱的舞台，只得在别人的舞台上演出着别人的大喜大悲。
扔在角落里凤冠已黯然，扎靠已晦色，刀枪棍棒已朽，轻轻的一声叹息，怎拂得去戏服上那厚厚的一层灰？脸上再也见不到不那夸张的油彩生动的花，耳边再也听不到嘤嘤咛咛的天籁之音，那一圈圈荡漾开去的水袖，那空中漫天飞舞的枪棒，也已成过去，而这些，曾经倾倒了包括小小的我在内的一大批人哪。
可那时要看戏也真难——没钱呀，吃穿都成问题，甭说看戏了。所以，每每在街上碰到龙、狮、蚌壳队，总是要久久地跟着，从东关跟到西关，又从西关折回东关，脚也并不觉得累。
但还是过不了戏瘾。好在家就在戏院背后，戏一开锣，京胡咿咿呀呀地一拉起，在家里就能听得到。可是只听得到唱，也不清楚究竟唱些什么，还看不到脸上的表情，根本不知道演的什么，终究是个遗憾。
实在熬不过，姐弟急急地赶到剧院旁边的巷子里，垫起一块大石头，站上去趴在窗口上往里偷窥，我人小，站在石头上也够不着窗，得姐姐抱着，有时候姐姐看迷了，也忘了下面那个小人儿，急得我先是又跳又嚷，见没反应，索性将姐姐的裤脚左扯右扯，提醒她，下面轮到我了。
顺着院墙有很多窗户，每逢唱戏，几乎所有窗户都有人趴在那里看免费戏，颇有经济头脑的剧团领导觉得这是一笔巨大的损失，所以过不久，那些窗户就被糊上了厚厚的纸，似乎还从里面用木板钉牢了。
“窗户戏”也就看不成了。不过，这难不倒我们这帮小戏迷。不能趴到窗户上看，我们就进戏院里看——而且照样是免费的。那时候，文化生活很单一，电视机都还算是奢侈品，城里少数几个好单位会议室才有，哪家若是有了电视机的，那家的孩子就有了炫耀的资本，屁股后头总会跟屁虫似地排上一大溜儿。
那时，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方式还是到剧院里看大戏，一到戏快开演的时候，剧院门口就总会人满为患，拥挤不堪——趁在检票口检票的人忙得不可开交之时，我们化整为零，各自紧贴在一个大人身边，把大人们高大的身躯当作掩体，往往顺利过关。起初还算顺利，后来剧团在检票口两边都安排了人，我们再也无处遁形，于是我们只能等到第一出戏演完观众退场时就早早地钻进剧院，等着看下一出戏。
一旦进了剧院，我们就像鱼龙入海，在戏院里四处游荡，找寻着最佳位置，单等着大幕拉开，好戏开锣了。剧院很宽大，布局酷似人民大会堂，具有那个年代的典型特征，演戏之余也可作为会场使用。观众席分为上下两层，戏还没开演，猩红色的大幕静静地垂着，弧形的台沿下，有个小小的区域，与观众席之间隔了一段低矮的小墙，操琴、司鼓的师傅们就是在这里吹、拉、弹、击地做着伴奏。
戏还没开场，观众就着顶灯看票找自己的位置，呼朋唤友的声音、椅面扣击椅背的声音、小贩吆喝香烟瓜子的声音以及孩子们嘻闹的声音，此起彼伏，很有些喧哗。偶尔会响起咿咿呀呀的几声，给闹哄哄的剧场凭添几分雅韵——是琴师在调着弦儿。
孩子们往往不肯老老实实坐在椅子上，总是在第一排座椅前面，三五成堆席地而坐——自然是觉得坐在家长身边不够自由。我们姐弟也扎进最靠边的孩子堆里，检票员来了，可以迅速从边门躲进厕所，或者一猫身藏在座椅下面，等检票的走了，再悄悄溜回来。
顶灯一盏盏地相继熄灭，剧场霎时陷入一片昏暗，眼睛还没适应由明到暗的变化，舞台顶上那一排探照灯似的照明灯倏地开启了，亮晃晃的有些刺眼。这时，剧场内的各种声音渐次平息，安静了下来——戏马上就要开演了。
报幕员从舞台一侧款款走上前台，一束椭圆形的光斑跟随着她，报幕员很美，但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她拖在幕布上的影子——长长的，斜斜的，有意思极了。
现在依稀记得当时看过的一些剧目，有《李慧娘》，有《云中落绣鞋》，《三打白骨精》，有《玉堂春》（也叫《苏三起解》），好像《白蛇传》也演过，可惜只记得戏名，却记不得当时唱的是京剧、汉戏还是辰河高腔了。
记不得演没演过《大闹天宫》，却记得有一回夜里做梦，自己赫然就是孙悟空，正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铁匠铺的炼铁炉子里头被烧炼着哩。
这些戏里，我最喜欢的还是《白蛇传》和《李慧娘》。《白蛇传》里《断桥》那场戏如诗如画，看得观众们如醉如痴。小孩子似乎更喜欢看白娘子喝雄黄酒那一节，当看到白娘子现出原形时，我们总会大声尖叫，显得十分害怕——因为舞台上真的就窜出了一条巨大的白蛇，在一明一暗的灯光下，吐着红红的信子。过后，才知道那蛇只是个道具，不再害怕，但每次看到这里依然会禁不住尖叫起来。还有《水漫金山》一节也让孩子们兴奋，舞台上虾兵蟹将，捉对厮打，舞台下，几个调皮点的孩子，也早就在那里舞手舞脚地耍开了。
《李慧娘》这一出戏对我的性格养成以至人生轨迹，都有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李慧娘是一个富人家里的丫环，被主人污辱并害死，为了报仇，她变为厉鬼，在好心的判官的帮助下，终于得报大仇。故事很老套，有些《聊斋志异》里《席方平》的影子。
李慧娘和席方平一样，让我感动的是那股子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精神头和顽强毅力，而李慧娘则离我们更近一些，因为她的故事在我们这一带广为流传。当地有一种鸟儿，叫声很是奇特，听起来就好像是“李慧娘，李慧娘”，大人说这种鸟就是李慧娘的化身，而我也似乎从“李慧娘”的叫声里听出了一丝哀怨的情绪来。
剧中那个着红衣、蓄红须，肩膀高高耸起，盯着铃铛似的大眼，走路一步三摇的判官形象也让我难忘——那凶恶丑陋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颗多么善良的心啊。
往往就在入迷的时候，检票员把我们给逮住了。有时候旁边的大人们会为我们说个情，但基本不太奏效，检票员一手提着两个往出口走，而这时有个孩子说公安局某人是他爸爸，检票员就放了他。看到那孩子一句话就摆脱了检票员，我们也想如法炮制，就麻着胆子说自己是公安局的（子弟），检票员愣了一下，问，你家长叫什么？我想乱编个名字，又怕公安局里没这么个人，嗯了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最终还是被检票员提鸡儿似地拉了出去。
站在剧院高大的门坊外，面对着两尊威严的石狮，想到因为家穷，想看一场戏竟不可得，还受此羞辱，不免恨恨地把检票员小声地骂了又骂，“阿Q”了一回又一回。
母亲也喜欢看戏，她不识字，看不懂舞台右边现出的唱词，所以她去看戏时都会带上我们，那时我们就会昂首挺胸地进入剧院——因为我们是买了半票的，再也不用担心那个粗鲁势利的检票员。
一边看戏，我一边给母亲讲解着唱词，让母亲知道这一场演的是什么，那情景，一老一小，头挨得那么近，心贴得那么紧——那样的日子却一去不复返了！难道，成长的代价竟然是亲情的疏离？
后来，港台武侠风席卷大陆，文化剧场里也摆上了好几台彩色电视机，放起了武打录像，戏反而演得少了，我们小小的心也一下子为射雕英雄所折服，对于传统戏曲的逐渐淡出，并没有什么深刻的体会。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再也难得像童年时那样身临其境地看上一出戏，这时候，心里才开始隐隐地有一些遗憾。
某一天，执勤结束后，在公园里看到一群老人在跳着蚌壳舞，竟呆呆地站在人群里看了许久——想想吧，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当中，站着一名身着制服的公安民警，面带微笑地欣赏着老人们风趣的表演，他在想些什么？他又在寻找什么，期待什么呢？
作者：陈志刚
编辑：redclo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