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背架

　　背架，由三根近两公分粗的杂木棍和几块寸余宽的竹片简单组合而成，是我们那一带乡村妇女在劳动中最常用的一种非常简便实用的负重工具。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母亲的背架，因为是母亲一直用背架背负着我们全家生活的重担，含辛茹苦将我们兄弟仨抚养成人。

　　我的母亲名叫张大妹，但其人却和名字一点都不相符。母亲长得十分矮小，身高只有四尺过头，体重才七十多斤，原是一个十分弱小的女人，但其争强好胜的性格和事事不落人后的行事作风使得母亲成了我们那里远近闻名的女能人，十里八村的人们只要一提起母亲的名字，都会说张大妹确实是个狠角色。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乡村的生活极其穷困。我们村山多田少，人平口粮不足两百斤。而我们家只有母亲一个劳力，上有瞎眼的祖母，下有我们兄弟三个未成年的小孩要吃饭，一家五口吃饭的人多，劳动的人少，年年超支，生产队分到我家的口粮只有五六百斤，一年有大半年的口粮缺口。除了父亲在县运输社(航运公司前身)驾船能够补贴家中约三个月的口粮外，还有近半年的生活没有着落，故我们家是当时全村最穷的一户人家。

　　我们村地处沅水河边，“上山一把刀，下河一根篙，用钱靠自己，吃饭在常桃”的歌谣是我们村生活的真实写照。沅水河上“三恼九洞十八滩，处处都是鬼门关”中著名的猫儿恼就位于我们村前，还有青山溶河水的湍急，犁头嘴嶙峋怪石的突兀，白泡湾巨大的漩水涡，天深潭强劲的洄水，这些自然生就的奇特险境就成了所有在沅水河上常年漂泊的船工和排工们望而生悸的地方。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木排在猫儿恼被拆散，也不知有多少木帆船在此触礁被打烂或被白泡湾的漩水涡掀翻。因打排翻船的海事接连不断，更不知有多少船工和排工的游魂漂荡在天深潭。在我们村，只要家中有青壮年男人的，家里都有一只小木船，我们叫“划子”，一发生海事，全村所有在家的男人们都会拼命划着小划子去抢险，每次抢险人们一般都会分到几元到十几元钱，这叫做讨活钱，而这也成了青壮年男人们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妇女们则只有上山砍柴来卖钱，这叫做讨呆钱。我们村只要是成年人，人人都备有一把钢火很好，时时都磨得锋利无比的砍柴刀，砍柴卖钱也就成了重要的经济收入手段。因生产队实在产粮太少，在常德和桃源买粮食就成了我们村吃饭的主要来源。

　　那时候在沅水河上跑的基本上都是靠摇撸拉纤的木帆船，一般上下的船只都要停靠在我们村下面撬排港和河对岸的康家潭买烧火柴。那时，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摸黑背着背架上山砍柴，到早上八点来钟的样子，就能背回一运(相当于一百斤)柴火放到河边船只停靠的地方，用约小指头粗的土浆树条捆好，然后赶回家吃早饭，急忙扒上几口饭又马上到生产队出工。到下午四点钟左右，生产队也就收工了，母亲又赶紧背上背架上山砍一运柴火背回河边捆好，这时候差不多也就天黑了。这样一个星期下来，母亲就能背回十几捆柴火。一捆柴火当时可卖五角钱，一个月，母亲也就可以挣到一二十元的柴火钱了。

　　母亲不识字，但却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故对我们从小就要求非常严格，一直要我们加劲读书，说是将来说不定就能过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日晒不着的舒服日子。大哥读书非常聪明，年年考试总是第一名。在朱洪溪高等小学毕业会考中，大哥又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北溶附中录取。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普遍闹饥荒。母亲想尽了各种办法，家中实在拿不出钱粮来供大哥读书。我那时还小，只有四岁多点，听母亲说，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多次上门动员，几次向生产队交涉，要求队里借支两百斤稻谷让大哥先入学，但生产队死活不答应，问别人更是借不出。可怜大哥小小年纪便辍学在家，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那时母亲正怀着三弟，全身水肿，做不了重活，家中穷得早已揭不开锅，全家饿得嗷嗷叫，才十二岁的大哥便扛着锄头上山挖乌葛(蕨根)，饿了就用衣袖擦擦乌葛的泥巴嚼到嘴里充饥。五天左右，大哥可挖到一碾(将碾坊的碾槽铺满为一碾)葛，母亲就将乌葛放到碾坊碾烂，然后经过水洗、过滤、沉淀，得到葛粉做成粑粑当饭吃。我们家就这样因大哥的早当家而度过了饥荒。这也成了母亲心中永远的痛，母亲每念及此总是唏嘘不已，说是三兄弟中，最对不起的就是大哥，那么好的读书天分，因当时的困苦给耽误，真是太可惜了。

　　一九六四年，我发蒙读书，也许是有一定的天分，自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对书近乎痴迷。那时候有许多的文学名著可读，一拿到大部头小说就放不下来，以至于闹出了许多因看书着迷而出现的荒唐和笑话。如在煮饭的时候将米倒在鼎罐里而忘记放水将米烧糊了，滗米汤拌猪食时将糠倒进鼎罐中等等，为此，我那时不知挨了多少打骂。也正因为如此，自小学到高中毕业，我读书的成绩一直是比较优异的。在我的印象中，我能顺利高中毕业，是全靠母亲用背架背回的柴火换来的。从我读书后，家中的条件比大哥读书那时要好一些。因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农村实行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可以种自留地，养猪喂鸡搞副业。母亲虽讨不到活钱，但非常能吃苦，计划能力相当强，总是起早贪黑、夜以继日的忙碌。母亲那时候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集体的事情样样要带头，凡事都要走在别人的前面，而家里的事情也安排的很周到，一年的副业收入总是比一般人家里少不了多少，大哥也去农业中学读书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自留地不能种，副业不准搞，加上在我进入小学五年级那年，大哥当兵入伍去了部队，三弟也开始读书，家中少了一个劳力，一下子又陷入了穷困之中。

　　记得在读初中的时候，家中生活极其困难，有好几次我将一星期要带的米从米缸中撮走后，米缸中已所剩无几，祖母、母亲、三弟祖孙三人只好用菜枯伙在米中煮着吃。这种枯饭吃起来又苦又涩，实在难以下咽，三弟经常大哭大闹，叫喊着“我不吃枯饭，我要吃米饭”，实在没有办法，祖母只好时常到河边船只停靠的地方讨些米饭来给三弟吃。我们读初中时，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劳动，真正读书的时间很少，加上生活困难，我们村同我一起读书的伙伴大部分家中的条件都比我家要好，但大多都被家长喊回家中帮忙参加劳动或自己不愿读书而回家了。我那时也几次产生了辍学的念头，可母亲却坚决不让我辍学，有好几次都是用木棍抽打着我，逼我去上学读书的。为了让我安心读书，母亲更是没日没夜的劳碌奔波。因其它什么东西都不准搞，唯有砍柴卖钱才能将整个家庭支撑下去，母亲就拼命的砍柴。有一次，鸡刚叫头遍，母亲就起床上山了，走到一座叫“让口”的山上，天还没有亮，母亲便靠在一棵杨梅树下眯了一个多钟头才天亮。母亲经常是赶清早上山砍上一大堆柴火放在那里，然后抽空慢慢往回背。我们村附近的每一个山头，到处都留下了母亲砍柴的足迹。

　　每到星期六放学后，母亲就事先叫摆渡的邓四公将渡船于当天晚上停靠在撬排港，星期天早上天不亮，母亲就带上我到河对岸的康家溪去砍柴，然后母亲用背架背上一百五六十斤，我用背篓背上三四十斤，母子二人将柴火背到康家潭捆好，交待邓四公等有船买柴火时卖了，就匆忙赶回家吃饭，母亲又去上工了。每年寒暑假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在母亲的身后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母亲总是背着背架，每当看到路旁有别人穿过甩掉的水草鞋就捡起来挂在背架上，待自己的草鞋烂得实在不能再穿时，就修一下捡来的草鞋换上。母亲走在前面，背架斜挎在右肩，背架后的木棍随着走路的节奏击打着前面的两根木棍，不断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我当时听来感觉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响，因为只要母亲背架的吧嗒声不断，我上学所需的费用就不会断，全家生活的希望也不会断。

　　大哥在部队因多次提干身体检查不合格，服役六年后复员回到了家乡，在当了几年村干部后，进入社队企业的公社船队当队长。我高中毕业后，因不兴考大学便在村里当了近三年的民办老师，然后应征入伍。母亲又继续背着背架将三弟送到了高中毕业，三弟毕业后不久便顶替父职进工厂当了工人。八十年代初，我退伍回乡继续当老师，边教书边废寝忘食的复习功课。一九八二年，我以全县拔尖的优异成绩考入黔阳师范学校读书，两年毕业后，就成了吃皇粮的国家公务人员。

　　现如今，我们全家早已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兄弟妯娌先后到县城工作或生活，分别都在县城安了家。子女们也都有出息，各自大学毕业后都有了自己的事业或工作单位。只有八十七岁的老母亲一人还孤独地生活在乡村老家里面。早在五年前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兄弟就准备将母亲接到城里与我们共同生活，享受天伦之乐，但母亲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老家半步。俗话说“养儿不知娘辛苦、养女才报父母恩”，母亲的确是个苦命的人，先后生了三个姐妹都夭折了，我们兄弟几个只能在金钱和物资上满足母亲的要求，却无法时刻慰藉母亲那孤寂的心。母亲因生养我们兄妹和过分的劳累落下了不少的病根，经常出现头晕、胸闷、出汗、风湿、怕风、流泪等各种毛病，身体十分虚弱，隔一段时间就会生一次病，每病一次就要在床上躺上一个多星期才能起床。而我也只有在母亲生病的时候，才回老家为母亲延医请药或在逢年过节时回家陪陪母亲。扪心自问，我们对母亲的回报远不及母亲养育我们的万分之一，恪尽孝道，才是为人子女者应有的本分。

　　今后，我一定要常回家看看母亲。

作者：陈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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