碣滩茶形似雀舌，条索匀紧，锋苗显露,银毫隐芬；始沏旗枪初展，叶游杯中，三起三落，参差沉浮；随后亭亭玉立,如鱼似虾,静影沉壁；汤色黄绿明亮，滋味鲜爽回甘，如泡日月，如饮朝露。古之迁客骚人屈原、刘禹锡、李白、王昌龄、王阳明、秦纮、董其昌、林则徐等多有品茗，近人张学良、沈从文、林徽因、周恩来、袁隆平、沈培和、黄永玉、厉以宁等皆与碣滩茶结缘，更有2001年朱镕基总理重访湘西时啜饮的感叹：“碣滩茶，真好喝啊！”
沅陵碣滩茶一经问世，便融入到了中华茶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之中，醇和清寂清，雅韵盎然。
■蔚为奇观：一杯茶里的宗教
茶与宗教的关系历来相当密切，最早将茶引入宗教的是道教。自东汉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道教定型化之后，宫观道士流行以茶待客，以茶作为祈祷、祭献、斋戒，以及“驱鬼捉妖”的祭品。道士们品茶，也种茶。在沅陵城区的马路巷伍家坪（即以前沅陵一中后门处），道教的全真教便在这里建有一座古道观——灵官庙。道观具体建造时间已无从考究，而据《沅陵县宗教志》载，沅陵道教历史上有全真、正一两大宗派，宋元时代，全真派在沅陵盛极一时，大小道观遍及城乡，至民国中后期，全真道在境内势微衰败，城区祠庙几乎全为正一派道士所占用。千余年来，道观法事鼎盛，茶事繁荣。
在佛教盛行的唐代，饮茶尤为僧家所好。僧众坐禅修行，均以茶为饮。沅陵龙兴讲寺作为大唐李世民敕建的佛学讲经之地，曾专设“茶堂”，供寺僧或饮茶辨说佛理，或招施主佛友，品饮清茶。在讲寺法堂的左上角设有“茶鼓”，按时敲击，以召集僧众饮茶。寺僧们坐禅时，每焚完一枝香就要饮茶，以提神集思。每遇寺院作讲经斋会时，往往以"茶汤"助缘，献茶待客，惠施茶水，称为"茶汤会"。清康熙年间,始建于城城区（现文化南路右侧）的白圆寺，旧名云栖庵，同样有所传承。直到现在，每月初一、十五日,朝香参佛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时有“茶汤会”举行。
伊斯兰教戒律是不能饮酒，于是信众以酥油茶、奶子茶等敬客，蔚然成风。伊斯兰教明末传入沅陵。清嘉庆八年(1803年)修建清真寺。抗战期间，随着逃难来沅陵的穆斯林人员聚增，他们集资重修清真寺，并购买坟山，沅陵伊斯兰教活动一度鼎盛。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基督教传入沅陵，光绪三十三年，美国复初会利用“辰州教案”清政府的赔款，修建永生堂，开始正式传教，教徒最多达1410人，从牧师到教徒，爱茶品茶的人很多，并广为传播。
沅陵碣滩茶在宗教文化中起到了某种纽带与润滑剂的特殊作用。仅在城区五家坪马路巷一条宽近3米,长不足500米的古巷内,却设有天主教天主堂、基督教永生堂、伊斯兰教清真寺、道教道观及佛教自圆寺等五大宗教的教堂和寺庙,五大教派虽信仰有別、教义不同，但数百年来同处一巷，和睦相处，形成了中外罕见、独一无二、耐人寻味的“宗教一条街”文化奇观。而这，无疑与碣滩茶的茶香四溢息息相关。
■虎溪布道：轻啜慢饮的良知
明代大儒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余姚（今属浙江省）人，因曾筑室于阳明洞，故世人称阳明先生。正德元年（1506），被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正德五年（1510），被平反，出任江西庐陵知县。在赴庐陵途中，道经沅陵，喜郡人之朴茂，与其道近，加之沅陵进士唐愈贤等久慕其学，热诚恳留，于是寓留虎溪山开班授徒，相邀饱学文士刘观时、王嘉秀等讲授龙场悟道的“致良知”学说。住在龙兴讲寺外的凭虚楼，因楼前有古松一株，又题匾曰：“松云轩”。
阳明先生常携一壶清茶，与学生或虎溪山，或河涨洲，或凤凰寺，或二酉山，师生无拘无束，啜一口碣滩茗茶，甚至是“寒夜客来茶当酒”，心由相生，于茶悟沉思中“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更觉“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临别时感叹：谪居两载，无可与语者。归途乃得诸友，方以为喜。又匆遽别去，殊怏怏也。”并挥笔写下了一篇《与辰中诸生论收放心书》，把自己的心学精要，留在了沅陵。
王阳明在虎溪山讲学期间，与龙兴讲寺方丈惠休禅师一见如故，常与惠休一起喝茶品茗，坐禅论道。论文赋诗，彼此交流对世间物事的看法，两人谈吐有度，情感交融，对其心学的完备与深入，进一步推波助澜。后来，听说好朋友杨子器（名父）将要到沅陵来，有心相见，可赴任在即，不敢耽搁，于是就在寓居的龙兴讲寺的墙壁上题写了一首七律《闻杨名父将至留韵壁间》：“杖藜一过虎溪头，何处僧房问惠休；云起峰间沉阁影，林疏地底见江流；烟花日暖犹含雨，鸥鹭春闲自满洲；好景同游不同赏，篇诗还为故人留。”
王阳明的这次虎溪讲学布道，对沅陵、对五溪流域，甚至可以说，对整个中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如王畿、王民、李贽等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思想解放的历史名人。后来，王学又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日本近代的明治维新即“以王学为其先导”。
■以茶为祭：巫风傩韵的玄秘
沅陵，多遗有荆楚古风，是巫傩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巫傩文化，实为祭祀文化，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亦称巫教文化。《汉书·地理志》曰：“楚人信巫鬼，重淫祀。”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载：“楚国的传统文化是巫官文化，民间盛行巫风，祭祀鬼神必用巫歌。…………炎黄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史，苗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巫。”苗黎族即盘瓠后裔，巫官文化源于盘瓠文化。巫傩文化分巫教文化、傩文化两个部分。
原始的宗教起源于巫术。在中国古代，巫师利用所谓的“超自然力量”，进行各种活动，都要用茶用酒，捧奉给上天、神明和祖先享用。在沅陵七甲坪等地，人们在巫舞、巫技、还傩愿用茶作祭时，一般有三种形式：在茶碗、茶盏中注以茶水；不煮泡只放以干茶；不放茶，久置茶壶、茶盅作象征。茶之所以为祭，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在一定程序上治疗某种身体上的不适；二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旅行或战争中提神、缓解肉体的压力；三是在某些宗教活动或巫术仪式中，改变人们对现实的感知，导致某种迷狂状态；四是纯粹为了享乐使用，它能使人兴奋、沉醉，使人感受到特殊的幸福、欢畅、激昂或沉静、智慧与雄辩。这种“茶祭、茶俗”在沅陵的巫傩文化中时有体现。如明香节，各户按年轮流做头人。届时，即“跳香花”(野菊花) 盛开时节，村村寨寨，齐凑钱米用铁鼎罐煮茶水、做香豆腐、香糍粑。煮茶水、做香糍粑，一则为供品，二则馈赠巫师，三则族人分食。整个过程原始神秘之极，由族长或头人主持，巫师执事，请神、酬神、娱神、送神，茶酒饮足，边跳边颂祝词，祈求神年再赐吉祥，五谷丰收，全村平安幸福。
■壶里春秋：汲泉煮水的风流
茶，在儒，在道，在禅；在宫廷雅室，也在草庐茅舍。茶，不卑不亢，不骄不躁，不温不火，几乎包含着中国文化的全部精神与本质。茶，历经数千年，既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无数的文人雅士、达官显贵、草根庶民莫不与之结缘。
唐天宝七年（748年），“诗家天子”王昌龄被贬为龙标（今湖南黔阳）尉，好友李白，写了“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朗西（夜郎西，即指沅陵，沅陵隋朝时曾析置夜郎县，黔阳在沅陵之西）”以示同情、关怀与安慰。也许是一语成谶，安史之乱中，李白为永王李璘幕僚，李为唐肃宗所杀，受牵连，流放夜郎，中途遇赦。据传，王昌龄在读李白诗后，十分感叹唏嘘，借《送吴十九往沅陵》“沅江流水到辰阳，溪口逢君驿路长。远谪唯知望雷雨，明年春水共还乡”表达归乡之愿。这个时候，沅陵碣滩茶早已成为朝廷贡茶，颇负盛名。王昌龄托人觅得上好的沅陵碣滩茶相赠李白，以示谢意。李白品尝后，顿觉愁思大解，清爽甘甜，回味良久，于是借酒而赋茶诗：“生怕芳茸鹰嘴芽，老郎封寄谪仙家。今夜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满碗花”。其情其诗，尤如茗茶之芳润，千古留香。
明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秦纮(1425～1505)谪降为湖广驿丞时，来到沅陵北溶，筑“安遇轩”。当地百姓仰秦纮体恤民情与廉志高洁，逢清明谷雨前后，多亲上碣滩坡地女儿坪采摘新叶，为秦纮揉制绿茶。秦纮每每品之，皆赞不绝口。“轩中客常满，杯中茶不空”。
明万历二十四年，礼部尚书董其昌溯沅水而上，深入五溪。途中患了眼疾，船到沅陵，讲寺住持为他送来一碗透着栗子清香的碣滩茶，让他一半喝下，一半擦拭双眼，不到一个时辰，眼疾痊愈。董其昌睁眼看龙兴讲寺，宝象庄严，气势恢宏，当即挥毫书写“眼前佛国”四个大字，制成匾额，至今仍高悬大雄宝殿。
后来，又有林则徐出任云南主考官，途经沅陵官庄辰龙关，时有知县张鸿箴(时庵)用上好的碣滩茶、界亭茶、官庄毛尖汲泉煮水，秉烛品茶，通宵达旦，交谈甚欢，大感“郡内有天下第一关，孰之亦有天下第一茶！”。翌日临行前，特地为张鸿箴撰写“一县好山留客住，五溪秋水为君清”楹联相赐。
沅陵，是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的第二故乡。1933年，先生在沅陵筑“芸庐”以安顿家人。1937年，为躲避战乱，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取道沅陵去往昆明。沈从文专门大哥沈云麓捎信，要大哥为梁思成夫妇采办一些包括碣滩茶在内的地方食品，送给他们路上饮用。同年十一月的一天，林徽因携家眷到达官庄，次日进沅陵城，拜访沈从文大哥，歇息于“芸庐”。事后，这位中国20世纪第一位杰出女建筑家、著名诗人、作家，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的林徽因给沈从文写信，倾述沅陵山好，水好，城好，人好，茶好： “今天来到沅陵，风景愈来愈妙，有时颇疑心有‘翠翠’这种人物在!沅陵城也极好玩，我爱极了。沅陵的风景，沅陵的城市，同沅陵的人物，在我们心里是一片很完整的记忆，我愿意再回到沅陵一次，无论什么时候，最好当然是打完仗!”
作者：张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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