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沅陵县城西两公里处龙泉山上、酉水之滨，有一龙泉古寺，寺有一《新开稻田碑记》古碑。该碑刻字迹清晰，款识明了。其款识为“皇清乾隆三十五年岁次夏月初一日 龙泉山 募  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前巡抚南部院  陈”。款识只见这位朝廷大员的姓，不见其名。这样的一个大人物，他怎么会在湘西沅陵这样一个边鄙小县为一个名不经转的小寺庙树碑立传呢?况且是开稻田这样的小事，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不仅引起笔者的好奇心。

　　众所周知，一般的碑刻无非就是记事、抒志、叙功德，其款识基本上是清楚的，更何况是大人物的题款。哪么，在沅陵为龙泉古寺新开稻田写碑记事的这位见姓不见名大员会是谁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了解沅陵，对辰州（沅陵旧称辰州）的情况掌握比较清楚；二是此人肯定来过龙泉古寺，对龙泉寺境况很熟悉；三是此人非常关注民生。故此，我们从《沅陵县志》入手进行查阅。在《沅陵县志》民国十九年本点校本《艺文志三》载有《陈宏谟与辰州席太守论志事书》有陈姓官员与辰州府官员讨论地方志之事，在清史稿中却没有陈宏谟的名字。而在《沅陵县志》民国十九年本影印本中，亦为《陈宏谟与辰州席太守论志事书》。为此，笔者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再查，终于在同治本《沅陵县志》查到《与辰州席太守论志事书》的文题下，有“协办大学生陈宏谋  榕门 桂临（籍贯）”的字样。原来民国本《沅陵县志》中，陈宏谟与陈宏谋是同一个人，“谟”与“谋”系刊印之误。那么，会不会是陈宏谋呢？

　　从地缘特征来看，陈宏谋(1696-1771)　字汝咨 号榕门，临桂(今广西桂林)人。“两千多年来，桂林先后成为郡、州、府、县治的所在地”，它“北、东北面与湖南省（怀化、永州）交界《桂林市志》”。而沅陵县地处湖南省西北部，怀化市北端，沅水中游；秦汉以后，沅陵（辰州）历为州、路、府、道、省府、行署、专署治所。从上述对比可以看出，两地虽不接壤，但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距也不是太远，更何况沅陵历史上曾经是“上扼滇黔，下蔽湘鄂”的地方，两地的交流是可以实现的。

　　从他的任职经历来看，《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中陈宏谋于“乾隆二十年为湖南巡抚”、“乾隆二十八年署湖广总督”、又“召入京，授吏部尚书”、 “乾隆三十年为协办大学士 三十二年---三十五年为大学士” 。并且在民国本《沅陵县志》（P 326）载“巡抚陈宏谋巡边至驿（界亭驿），见（林）元炯曰，子悃幅无华，中必有物，盍以告”并对邑丞的“陈数事，悉嘉纳之”；而在同治本卷二十九名宦《沅陵县志》有“陈宏谋癸卯进士乾隆二十年巡抚湖南赏巡方辰州诣虎溪书院论学”之记载。沅陵龙泉寺明万历时建，为近城（沅陵）游览之区。有苕亭、映江阁、先得月涯、景融亭诸胜。来辰州时去龙泉寺赏玩也未尝不可。

　　从他的处事风格来说，在外任三十余年，历三府，经过十三个行省，为官经历二十一职位，所到的地方颇多政绩，深得乾隆皇帝信任。在云南革新铜政，兴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经理天津、河南、江西、南河等处水利，疏河筑堤，修圩建闸；先后两次请禁洞庭湖滨私筑堤垸，与水争地。在《清史稿•陈宏谋传》称“乾隆年间，论疆吏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陈宏谋无论是为官还是治学，都是堪称一代楷模。

　　综上所述，沅陵龙泉古寺中立的《新开稻田碑记》落款的陈姓官员，必是清代重臣陈宏谋无疑。至于碑刻为什么只有姓而无名，该是后人为尊者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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