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怀化市北端、处于武陵山脉和雪峰山脉交汇处、自古就有“滇黔咽喉”“湘西门户”之称、被沈从文先生誉为“美的令人心疼”的沅江边上的小山城——沅陵，在那个民族危亡、血雨腥风的抗日战争年代，居然成了湖南省省会的战时所在地和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大本营！成为当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回硝烟弥漫的过去、再一次感受当年“临时省会”的繁荣。

省会迁入沅陵

湖南省会决定迁往沅陵。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打响了中国人民全面反击日本侵华的战争。但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侵华日军在中华大地上以闪电般的速度不断攻城掠地，华北、华东、华中相继沦陷，随着战火的蔓延，东南沿海、华东、华北地区的一些难民都纷纷前往湖南，相当一部分来到了湘西。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长沙告急，湖南省会西迁也迫在眉睫。大家肯定会问，当年湖南省会为什么选择迁往沅陵？我想应该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战略位置。沅陵处湖南西北部，沅水中游，五水在境，万山雄峙，上扼滇黔，下障常岳，楚之咽喉，盘古兵冲之地，有湘西门户之称。有文献记载：“辰安则楚安，楚安则天下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二是区域交通优越。沅陵总五溪之汇，在漫长的江河文明时代，沅水、酉水为我国中东部进入西南部乃至东南亚的重要通道，1938年湘黔公路（现在的319国道前身）开通，沅陵交通优势更加凸显；三是沅陵自隋朝置辰州府后，一直为历代郡、州、路、道、府治所，大湘西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称西南重镇。基于这三点考虑，湖南省会迁往沅陵成了必然选择。

抗战爆发后，由东南沿海、华北、华中向大西南撤退的国民党机关、学校、企业、伤兵医院、调动的军队和难民多数取道湘黔、湘川公路经沅陵西迁躲避战争，有相当一部分直接落脚沅陵。当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沅陵作为通往大西南的一个交通要道，成了大后方的前沿阵地。1938年10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明确指示：“随即将省府各厅、处、会依次分批迁往预定的战时首府——沅陵”。随后，国民党一些办事机构在沅陵境内设立办事处。不久，湖南省政府决定把湖南的省会从长沙迁往沅陵。

湖南省府西迁沅陵。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以沅陵、辰溪、溆浦、芷江为中心的大湘西成为沦陷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内迁之地。长沙、常德等地的机关、学校、工厂及其它企事业单位也开始向沅陵迁移。1938年3月沅陵开始收容6省难民。4月1日，国民党省政府在沅陵设立“湖南省政府沅陵行署”，管辖沅陵、溆浦、泸溪、辰溪、吉首、麻阳、凤凰、会同、芷江、靖县、通道、新晃等21个县；11月3日，长沙文夕大火之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迁沅陵，先迁址沅陵太常，后转迁入沅陵县城马路巷，沅陵正式成为湖南战时省会。

1939年5月20日，湖南省政府主要机关迁往耒阳，但省财政厅、粮食厅、教育厅等部分机关单位仍留在沅陵。大部分迁往沅陵的企事业单位、学校、卫生机构直至抗战胜利仍留滞沅陵。

湖南省政府二迁沅陵。1945年，国民政府任命吴奇伟为湘省主席。7月28日。吴奇伟率新省府成员由重庆抵达沅陵宣誓就职。8月1日，新省府在沅陵开始办公。洪江、沅陵、安化三行署奉令结束，人员并入省府。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946年初，湖南省政府机关及其厂矿、学校、社会团体等逐步陆续迁返长沙。

沅陵成为湘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沅陵成为战时临时省会，迅速成为湘西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在省政府正式迁往沅陵后，国民党军政部粮秣实验总场紧随其后迁入沅陵；12月1日，中国童子军湖南省理事会筹备处、国民党军委别动总队第七大队、经济部工矿调查处驻湘办事处、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湖南办事处、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湖南省审计处、湖南卫生实验处等机关团体相继迁到沅陵。沅陵人口随着抗战期间大量人口迁入，到1945年，人口上升到39.75万人，比原来增加了5.11万人。沅陵成了战时的大后方，呈现一派战时的繁荣，成为当时湖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38年10月，中共湖南省委为了湘西地区的抗日救国活动的开展以及党的活动开展决定建立中共湘西工委，同时成立了中共沅陵县委。领导湘西整个大湘西地区22个县的党组织的活动，主要以沅陵、溆浦、辰溪、芷江、卢溪、吉首一起进行整个湘西地区党的工作活动和抗日救国的开展。国民党、共产党的组织在沅陵境先后设立相应的机构，使沅陵战时的政治中心地位日益突出。

学校和文化机构迁入，使沅陵成了文化中心。抗战爆发后，沅陵成为战时军事、政治稳定的大后方，给当时遭到重创的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提供了安全的场地。当时，一些学校纷纷搬迁沅陵，省内外中等学校往湘西搬的就更多，其中省立第十二中学、长沙雅礼中学、福湘女中、长沙新华初中、云麓中学、艺芳女中、岳阳贞信女中、湖滨高级农校、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江苏医学院、浙江银行专科学校等20多所学校先后迁到沅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闻名三湘的雅礼中学，在战乱中是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日本鬼子轰炸沅陵的时候，雅礼中学的救护队也积极参加了救护。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雅礼对教育的坚守与追求，使无数学子奋发而起，敢于担当，成就了如厉以宁、李星学、肖健、陈能宽等一大批共和国的骄子。更难能可贵的是当年多所迁入二酉的学校，帮助蛮夷之地养成了“尊师重教”的好风尚，为日后形成著名的“教授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也随文化团体来到怀化。不少救亡团体以及我党的不少党员和救亡干部，也纷纷来到这里，从事抗战文化宣传和教育工作。1938年11月9日，《抗战日报》迁至沅陵，社长田汉、副总编廖沫沙，周立波也随之迁来； 1938年11月，《中苏半月刊》也相继迁入沅陵，境内稳定的局势为这些进步报刊宣传抗日提供了阵地保障。除此之外，1938年11月，湖南广播电台也迁沅陵，次年8月建台竣工，11月12日正式播音。1938年12月，长沙一致剧社迁沅陵，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此时的沅陵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

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沅陵不仅给当时遭到重创的文化和教育的延续和发展提供了安全场地。也使中国文化和教育得以薪火相传，民族复兴的精神火种得以保存。

工业迁入，沅陵成了湘西经济中心。旧中国绝大部分工厂都建立在沿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大中城市。在这民族存亡的严峻时刻，民族工业家们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为了救亡图存，也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抗日斗争，这就是民族工业大迁徙，到大后方办厂支援战争。据国民政府工矿调查委员会文件记载：“嗣奉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电令筹划战时工业，以川、黔、湘西为主等因，当经遵将各厂继续内迁，以筹后方生产安全。”于是，以机械制造和纺织为主的工厂沿沅水大批迁入沅陵、辰溪等地。随着日军逼进，长沙的工厂也迁来沅陵、辰溪、安江等地。从1938年9月下旬开始，先后迁入沅陵的有上海中国机器厂、新成布厂、汉口精益铁工厂等30余家。

内迁的厂矿带来一些先进的生产设备，为战时沅陵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据资料记载，从苏皖浙以及本省等地大量迁来的工厂和商号，带来了不少的机械设备，取代了部分手工业操作，生产能力得到提高，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如1912年冬创建的湖南省第一纺织厂，1938年9月迁至沅陵柳林叉时，带来10000纱绽，248台布机，550千瓦发电机一套。1938年12月，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在沅陵县城东烂船溪建湘西电厂，并设沅陵第一发电所，装机容量240千瓦，次年1月1日发电。1939年4月，国营第二被服厂、招商局先后迁沅陵。1939年10月，省贸易局在沅陵设办事处，以收购桐油为主要业务。当年收购桐油达2000余吨。1940年至1942年，私营翻砂厂、湖北周庆记机器厂、江苏黄福记锅炉厂、省福牲纺织公司先后迁沅陵。

经济的繁荣发展，也吸引了一些银行纷纷内迁。1938年1月16日，湖南省银行沅陵支行正式营业。5月，中国农民银行先后在芷江、沅陵设办事处。6月，国民党省政府沅陵行署向中国农民银行总行贷款100万元，办理所管辖的21县农村合作社预备社社员购买耕牛及农业生产资料贷款。7月，交通银行在沅陵设立办事处。11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个国家银行的长沙分行、支行、四联湘分处及在长沙的上海、聚新城、金城、江西裕民等商业银行均迁至沅陵，逐日彰显沅陵经济中心的地位。

湘雅等医院谱写救死扶伤的奇迹。为配合抗战需要，在众多机关团体中，举迁沅陵最多的是医院，中央医院沅陵分院、军政部七十七后方医院、湖南伤兵医院、第九战区医院在内的等13家医疗机构纷纷云集沅陵。其中留在沅陵长达7年的湘雅医学院，后在沅陵改为湘雅医学院沅陵分院。

湘雅医学院起初在沅陵的交通要道南岸驿马头设置门诊部，1938年12月，在沅陵的东树湾即现在的东城湾增设湘雅医学院沅陵分院，由于战时人口流动频繁，大量外来避难人群涌入沅陵，导致一度霍乱流行。因此又在县城东郊的一座寺庙内增设湘雅传染病院，为解除当地群众和流亡人员的病痛，医护人员因陋就简，全力以赴地抢救病人。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不仅有效控制了霍乱瘟疫的流行，而且创造了霍乱死亡率只有3.7%的医疗奇迹。

在虎溪山头一座青砖黑瓦的两层小楼就是当年湖南省立第九医院旧址，当时主要收治的是负伤的战士，被誉为抗战后方“生命的最后稻草”。当年和它一样、肩负着救死扶伤的很多战时医院旧址，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唯独它还坚强的挺立在县城西边的一隅。70多年过去了，木窗上方的“药房”字样和二楼用毛笔题写的“住院部”三个大字仍然清晰可辨，虽然整个楼房已破旧不堪，当年所留下的印记大多被岁月覆盖，但行走在幽暗而深邃的楼道里，仍然能感受到70多年前那段血雨腥风的往事，和留给国人的那份不可忘却的痛。

70多年过去了，沅水淹没了故城，时光仍在流逝，世事永在变迁。但抗日战争时期湖南省政府西迁沅陵、沅陵成为战时省会的这段历史，始终都是沅陵历史上辉煌的一页。